聚焦中国式剧场之变

上世纪90年代初期，大使剧院还是仅有一家剧院的小型制作公司，“我们极为脆弱。”联合创始人罗斯玛丽·斯夸尔在写给英国《金融时报》的文章里说道。

有一天，她和工作伙伴暂别伦敦西区的办公室，站在爱尔兰一个偏远的玉米地里，“位置靠近悬崖边缘，有点吓人。”她意识到，“当务之急不是梦想制作出伟大的话剧，而是让企业生存下去。”

随后，私人投资进入，大使剧院开始有资本能力，保持了单独品牌的创作资产，同时与风格显著的表现形式、比如哑剧制作公司等合作。至今，大使剧院已是一家在全世界拥有或运营逾40家剧院的剧院集团。

这是一个拥有自己特点的剧院。这样的故事也正在有数百亿元演出市场的中国发生。

属于导演的剧场

很多人注意到，2015年夏季到来之时，“北京青年剧场”红底黄字地亮相在北京市西城区。“无戏剧，不青春；无青年，不剧场”的口号，像杯烈酒洒在青年的胸口。

同一时段，东方剧院更名为“北京喜剧院”，在2015年7月一个下雨的傍晚正式开业迎客，希望以国内首家“喜剧”为专业表现形式的剧场，确立江湖地位。这也构成了经营方国家大剧院5个剧场的格局。

知情人士告诉本刊记者，北京喜剧院的成立“是因为东方剧院经营出了问题，需要新的力量注入，国家大剧院过来经营，经营策划和方向都有了新的变化，定位明晰了很多”。

公开资料显示，北京喜剧院将每年呈献200余场喜剧，举办“北京喜剧艺术节”的同时，更会全国上下、世界各地“淘宝”，将更多喜剧经典之作吸引过来。

有一些类似的努力更早发生。

7年前，导演孟京辉为作品《恋爱的犀牛》专门开辟了蜂巢剧场，现在它已成为北京戏剧发展过程中的地标，不仅有先锋话剧，还有特殊的舞台装置。

出生于1999年的经典先锋爱情剧《恋爱的犀牛》，直到2008年时还要寻找演出场地。早已在筹划个人剧场的孟京辉认为，它应该有一个可以长期观看的地方。

于是，他把东创影剧院改造成了每个细节都有蜂巢图案、有300个座位的剧场。

孟京辉曾经解释说，蜂巢暗喻像蜜蜂一样不辞劳苦艰辛、为了戏剧理想不断努力的人们。

上海观众则即将看到台湾知名导演赖声川为剧场所做的努力。

2015年10月，“上剧场”将会亮相上海美罗城，成为赖声川剧目在大陆演出的主场，分上下两层、有720个座位，同时还会是“沪上首个商场内剧场”。

美罗城的前身是徐汇剧院，多年来一直想“还徐汇一个剧场”。与此同时，赖声川也在大陆寻找适合自己作品长期稳定的表演场所，他们的合作构想开始于5年前。

国际范儿的上海，最近几年正在补剧场修建短板。上海现代人剧社专业定位悬疑剧，成立了“新光悬疑剧场”，上海人民滑稽剧团改造成立了“黄浦剧场上海笑天地”，位于上海虹口区的1933老场坊，也通过改造拥有了微剧场和空中舞台两个特殊的剧场空间，新落成的喜玛拉雅艺术中心也有了1000多人容量的大观舞台。

有“话剧界冯小刚”之称的青年戏剧导演李伯男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像蜂巢剧场、上剧场这样以某位导演剧目为主，是剧场发展越来越细分的趋势之一。”

“现在对于导演、观众来说，好剧场往往指的是地段好、好停车、什么都很方便的剧场。但是当欣赏戏剧成为一种习惯或者形成氛围后，好剧场的概念会发生变化，比如主场只做喜剧、荒诞剧、滑稽剧的剧场，以及主要演某个导演作品的剧场，等等。”李伯男说。

“中国剧场这几年一直都在发生变化，品牌、专业、细分、特色路线正在形成。”中国演出行业协会秘书长李大士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中国式剧场

近年来，专业剧场的发展迅速，已经成为推动艺术市场繁荣发展的重要力量。

它们像是具有魔力的盒子，把作品与观众吸纳、汇聚过来，人间况味成为火花，迸放、发酵，生成新的母体。

由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协助文化部财务司完成的《全国专业剧场发展情况调研报告》（以下称《报告》）中显示：截至2013年底，中国有专业剧场873家，占全国演出场所的30.7%。全年专业剧场演出4.05万场，观众总人数3229万人次。

其中以大中型剧场为主，“座位数在801~1200的剧场所占比例最高，有396家，占总数的45.4%；其次是1201~1600座的剧场112家，占总数的12.8%；800座以下的剧场295家，占剧场总量的33.8%；1601座以上的剧场70家，占剧场总数的8.0%。”

梳理中国剧院的发展史，从已建成的剧院来看，大致分为4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90年以前。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中国剧院建设基本处于停顿状态，主要是原有或改建的剧院或影院。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70年代到80年代初，中国剧院建设从硬件条件来看，刚刚起步，有代表性的剧场是北京天桥剧场、广州星海音乐厅等。

第二阶段是1990年后的10年。剧院迎来新的历史时期。1998年建成并使用的上海大剧院标志着中国开始有了国际水平的现代化剧场，全国各地由此掀起了剧院建设热潮。

2000年至2010年间是第三个阶段，东莞玉兰大剧院、武汉琴台大剧院、武汉琴台音乐厅、青岛大剧院、国家大剧院等陆续建成。这个阶段，不排除很多地方政府为了形象工程而建设剧院，导致剧院质量良莠不齐。

最后一个阶段是2010年至今。主要以广州大剧院和甘肃大剧院为代表，造价17亿元的新疆大剧院因2015年8月开业迎客，成为“一带一路”上的新地标，也成了这个阶段中国剧院建设的新代表。

李大士告诉《瞭望东方周刊》：“1960年以前建成的专业剧场占专业剧场总数的17.2%；1961年至1980年的占12.6%；1981年至2000年的占33%；2001年以后的占37.2%。”

“这表明，新世纪以来中国进入了专业剧场建设的快速发展期，超过三分之一是这个时期建设的。如果以硬件来看，我们剧院的条件很多达到国际水平。国外不少演出剧场比我们的差多了，百老汇的很多剧场都有上百年的历史，但是他们会充分利用空间，地上地下都能利用起来。”李大士说。

《报告》则显示，专业剧场演出场次最多的前5位依次为戏曲0.83万场，音乐剧0.82万场，儿童剧0.67万场，话剧0.61万场，曲艺杂技0.46万场。

剧场的数量和硬件上发生了很大变化，“形态的多样性上还没有足够表现。作品有很多形式，但根据作品类型分类的剧场发展还不成熟。”李大士说。

需求决定细分

“希望剧院、剧场能够繁荣起来，这样就会有更多的剧场能够展现戏曲文化。”北京新国戏文化创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国戏文创投资）副总裁李伊蔓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这家公司刚刚进驻北京市西城区大观园戏楼。

“我们以京昆为主，盘活适合传统戏曲演出的剧场，也包括地方剧团。现在已经有12个院团加入了我们的‘院线联盟’，其中有4家深度合作。”李伊蔓认为，“剧场走自己主营剧目特色的品牌路线，将来肯定是一个趋势，但现在的细分情况、品牌定位还不明确。”

这样的合作案例，在李大士看来：“不是因为政府有什么样的政策，主要是根据市场的需求和变化。演出商有自己的需求，剧场也有，还有观众的需求。看国外剧场的布局，都有自己的细分剧场。演出公司、导演会根据自己的特定条件、需求，寻找有长期合作的剧场。”

“一个演出公司有自己的剧场和没有自己的剧场完全不同，但这要看主管领导的决心，有太多演出公司没有能力和决心去做与剧场有关的事情。”李大士总结。

主要为演出项目提供整体管理服务的宽友（北京）文化交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宽友文化）总经理高伟告诉本刊记者：“最近两年，将旧空间盘活、改造成为剧场的现象很多。”

因为公司的经营性质，宽友文化走访了很多剧场。“整体感觉硬件不错，甚至比国外一些剧场还要好，但专业运营团队和人才不成熟，还处在刚刚开始的阶段。”高伟说。

“相比之下，保利院线算是比较好的，是直营剧场，有统一风格。”他认为，中演院线、国家大剧院都比较成熟，“但是绝大多数剧院还是纯物业公司的性质，以租赁场地为主要收入来源。”

尝试者陆续出现。“一些剧场着手去做业态，既有剧场、餐饮，还会把白天利用起来，做电影。”在高伟看来，“中国剧场的发展从软性建设来看，正处在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的当口。一些剧场已经从物业公司的概念里走出来，主动出击，寻找适合自己特色的定位。”

理想的剧院发展是什么样的格局？高伟觉得，中国剧场的经营正向三个方向发展，一是专业化，如北京人艺，就是话剧圣殿；二是综合性，如保利剧院、国家大剧院等；三是特色化，尊重、寻找客户体验，减压的、喜剧的、悲剧的、相声曲艺、舞蹈等不同表现形式为不同主题。

比如2014年新成立的鼓楼西剧场，以看戏人都知道的深度作品《枕头人》为开幕戏，天桥文化艺术中心在2015年10月会有4个剧场同时启用，主要做音乐剧。

“无论政府扶持还是民营，百花齐放才是真正的繁荣。”高伟说。（陈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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