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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反补课教改画一张路线图

发布时间:2020-07-13 15:49:49 阅读: 来源:冲击钻厂家

教改走过30年,补课为何屡禁不止?

改变录取方式,看教改先行者如何破局。

北京铁路二中校史展览室里,至今仍陈列着已故校长魏连一的照片。1963年,她写信向上级反映学生补课过重问题,成为国内反补课第一人。50多年过去了,距这所学校300公里远的河北衡水中学,明文规定学生各种行为的时间,“解大手”3分钟、“解小手”1分钟,以最大限度缩短一切与学习无关的活动。

这种强烈的对比,折射出了教育梦想与现实的差距,国内教育面临的最为严峻的问题也在于此:一方面,众多有识之士深切地认识到整个教育体系中存在着应试教育的弊端;而另一方面,人们在教育去行政化后,开始担心教育公平无法得到监管。如何化解矛盾,成为30年教改的使命。

30年顶层设计之风雨

高考科目、分值变着法地改,可录取改革只挪动一小步

有偿补课终极指向高考。高考被誉为应试教育的指挥棒,很多人寄期望通过高考改革,撬动教育改革。过去的30年,我国各地的高考改革动作,此起彼伏,令人目不暇接。

考试制度改革,是所有改革中动作最大的。从上世纪80年代起就开始调整,从7门到6门,再到90年代推出3+X,3+ 1,3+2,实行分省命题。再到最新的考生总成绩由统一高考的语文、数学、外语3个科目成绩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3个科目成绩组成。

高考录取制度,也频频调整,旨在真正打破一考定终身。从2003年开始,北大、清华等22所高校被赋予5%的自主招生权,自主招生的高校迄今已扩大到了90所。 2006年,教育部又允许香港高校在内地自主招生。

今年年初,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再次公布了一系列最新高考改革举措,可视为20年各地教改的汇总,包括减少和规范高考加分、增加农村学生上重点高校人数、外语科目两次考、文理不分科改革等等。有的举措,从地方层面探索上升到国家层面,譬如外语科目两次考,有的省份此前对外语口语实行两次考。

录取制度改革被视为高考改革的核心和灵魂。综观30年高考改革,改革主要集中在考试科目、分值,而自主招生改革,则步子迈得相对不大。教育学家熊丙奇告诉记者,录取制度尚未取得突破,导致目前高考制度仍在强调分数标准。如此,出于对现行高考制度的深刻反省,山东等地开展了大规模中学教改试验。也正是出于现行高考的强大逻辑,一些地方积极打造超级中学,学生被迫把所有课余时间都用来补课,一路裹挟了家长、老师、学生,势不可挡。

30年顶层设计之困扰

“一考定终身”,左脸反对右脸捍卫

教改迄今已经20余年,根据《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的实施时间,还将持续到本世纪20年代末。如果说,教改前期的羁绊主要来自经费短缺、人员素质低等因素,那么今天,教改进入一个“深水区”,具体反映在高考制度改革上,社会观念存在巨大分歧。

教育界专家大多坚定支持招考分离。民进中央副主席、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朱永新认为,我国教育改革顶层设计中最关键的一招是:招生和考试相对分离,如此才能打破高校录取只看高考分数的铁律。只有这一铁律被打破,基础教育才能从分数紧箍咒中解脱出来,才能打破基础教育数十年被分数绑架的局面,才能从真正的意义上实施素质教育。

而社会大众普遍担心的是,自主招生将破坏现行高考政策的公平。据2009年由中国青年报组织的一项全国民意调查显示,高达76%的受访者认为,推进教育公平的首选改革措施是,“取消一切可能滋生腐败的政策,让考试重归‘裸考’。 ”去年,人民大学被曝在自主招生环节存在腐败问题,专家认为这恰恰证明教改仍需深化改革,而公众更多看到的是忧虑成真。

所以,一方面,很多中国家长,痛恨应试教育的弊端,年复一年地呼唤开展素质教育的教育理念,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一本《哈佛女孩》的书风靡了中国。但另一方面,绝大多数人依然坚持唯分数论,认为只有以“高考裸分”作为唯一标准,高等院校的招生才能实现“公平”。

一方面,千千万万的老百姓自觉自愿、千方百计地付出补课费、择校费送给一批教育资源优越的公立中小学的老师,或者社会办学力量,以期让自己的孩子在人生的起跑阶段就处在一个超前的位置。另一方面,众人痛恨补课、择校、送礼的骂声响彻云霄。

公众担忧,放权之后是否会助长招生腐败,这是一个客观现实,以害怕腐败而不敢改革,则存在更大的问题。教育学家熊丙奇认为,招生的贪腐根源在于教育行政化,学校行政权力不受监督。因此必须深入推进改革,推进教育去行政化,如行政领导不得越权干预教育和学术事务等。显然,如果不推进教育去行政化,贪腐不可能得到根治。

新一轮教改

教改深水区里的 “鲶鱼”,稀释了高考含金量

教育体制目前滋生的补课风等弊端,家长、学生和教师们都陷于囚徒困境而苦不堪言。而教改本身,又具有典型的“知易行难”的特征。好的模式、好的做法大家都知道,但是不愿做、不能做、不敢做。其中缘由,值得深入思考。

在国内教改深水区中,从国外游来了一条“鲶鱼”。上海纽约大学自2014年起在内地招生,这所具有中国户口的“洋大学”,每年招300名学生,其中150名是中国学生,由教育部批准自主招生。专家说,这所大学的招生托不了关系,走不了后门。美方校长说,招生完全由专家委员会说了算。

还有地产的 “鲶鱼”也在改革深水区游动。 南方科技大学实行 “三位一体”的高考录取制度,高考成绩占60%,学校自主面试成绩占30%,高中学业成绩占10%。浙江省也实行类似改革试点,已经四年,今年试点高校达36所。我国香港的高校积累了长达10年的经验,也完全可以借鉴。

如今,教改正面临着政府简政放权的问题。譬如高考制度的改革、办学自主的改革,都需要放权。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朱永新说,他一直有个困惑,我们的民族是勤劳智慧的民族,我们在全世界如此重视教育,我们的GDP总量已居世界第二,教育投入也在逐步加大,为什么我们的科技水平只是世界第20位,为什么全社会对我们的教育不满意?答案是:必须通过简政放权,把中国人办教育的积极性激发出来,创造性释放出来,这就是中国教育改革的最大红利。(记者/张健 赵静 关艳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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